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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最初到现在，”Uber在一篇博文以这样的措辞开头，“我们一直致力于为您提供旅程中最安全的交通工具。” 当时是2014年4月，Uber宣布对每次叫车收取1美元的安全乘车费。这家初创公司称，这笔费用是为“行业领先的背景调查流程、定期机动车检查、司机安全教育、开发应用程序安全功能以及相关保险”提供必要的资金。 但这完全是一种误导。Uber在任何一次车费上的提成基本上都是固定的，大约在20%至25%左右，其余部分归司机所有。据参与该项目的员工说，安全乘车费的设计初衷主要是为了给每次叫车增加1美元的纯利润。法庭文件显示，随着时间推移，这笔费用为该公司带来了近5亿美元的营收，但并未专门用于提高乘车安全性。
当时，所谓的“司机安全教育”只是一个简短的视频课程，而应用程序内的安全功能直到多年以后才成为公司所考虑的重点。该公司的确面临保险支出增加和司机背景调查成本不断上升的问题，但最终的一起集体诉讼指控，该公司声称“行业领先”调查和“最安全”乘车体验的营销并不真实。Uber最终支付了约3000万美元达成和解，但这只是该公司收入的一小部分。 “我们以出行更安全为由提高了利润率。”去年一名Uber前员工如是指出。“这种做法令人发指。” 的确，当时Uber的胆大妄为让人很难想象。自公司创始人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被踢出公司已经有两年，距离公司上市也已经有数月时间，但Uber在很多方面仍然有着卡兰尼克挥之不去的影子。 作为一家私营初创企业，Uber代表着一种纯粹的可能性。在其鼎盛时期，这个价值690亿美元的初创企业同时威胁着出租车行业、公共交通网络和汽车巨头等规模庞大的传统实体。卡兰尼克以残酷而成功的形象建立起公司，他敲开总部的水泥墙，安装发光的玻璃隔断和黑色石头楼梯，并将这种美学描述为“银翼杀手遇上巴黎”。Uber不仅邀请美国著名歌星碧昂斯参加员工派对，还向她支付了价值600万美元的限制性股票。 现在公开上市后的Uber很少再表现出这种自负，而竞争对手和批评人士也纷纷加入对Uber的声讨。劳工维权人士正在批评Uber司机缺乏工人保护，立法可能会提高纽约等城市司机的最低工资。围绕Uber自动驾驶汽车的炒作已经平淡下来。在真正的自动驾驶汽车出现之前，Uber很难降低支付司机工资的成本开支。 今年8月份，Uber公布了有史以来最大的季度亏损，高达52亿美元，营收增长也创下历史新低。在世界各地，Uber打车服务面临着各种资金充足的竞争对手，它们提供的产品基本类似。食品配送业务虽然是高管们为增长前景点明的一个亮点，但却正面临着再次消耗现金流的危险。Uber及其大多数同业竞争对手都在对用户餐费进行补贴以争夺市场份额，盈利能力反而成为了次要问题。 投资者正在将这些挑战内化。自Uber上市以来，人们对卖空该公司股票的兴趣只增不减。根据市场研究公司IHS Markit的数据，悲观主义者甚至认为Uber股价将继续下跌，市值将会继续蒸发约20亿美元。 两年前的这段时间，达拉 科斯罗沙希(Dara Khosrowshahi)接替卡兰尼克出任首席执行官。现在其面临着尽可能削减成本的压力。公司解雇了数百名营销人员，空气中弥漫着紧张的气息。在最近的一次公司全体员工会议上，一名员工问工程部门是否会成为下一个面临裁员的部门。对于一家士气依赖于招募全球顶尖编程人才的科技公司来说，这是一个坏兆头。 200多名现任和前任Uber员工所述一次又一次证实了公开上市公司与私营初创企业之间的策略分歧。卡兰尼克所创立的是一个私营企业，主导思想是开发风险投资,进行闪电战似的扩张，拥有着侵略性的激进策略，但这对于一家上市公司来说并没有太多意义。 对于卡兰尼克来说，为了建立自己想要的公司，需要员工绝对的服从。为此他需要的不仅仅是公司员工，他需要真正的信徒。 对创始人的狂热崇拜 长期以来，硅谷最引以为傲的称号就是“创始人”。与其说这是一个称号，倒不如说这是一个声明。“这是我创造的，”创始人宣称。“我凭空造出来的。我把它用魔法变成了现实。” 这听起来就像是救世主。创始人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创始人崇拜已经成为硅谷的基石信仰。20世纪60年代，旧金山迎来了一场关于性、化学和嬉皮士主导的革命，其灵感来自于解放意识和乌托邦社区的梦想。这种反体制反主流的文化与有关个人效率和创造性颠覆的新观点惊人地融合在一起，刺激技术人员开发服务颠覆一切，并为社会创造新的运作方式。几十年来，这种风气催生了苹果、Netscape、PayPal和Uber等明星企业。 认识卡兰尼克的人往往会说：在参加的每一场比赛中，在需要与他人竞争的任何事情上，卡兰尼克都追求绝对的掌控力。 早期的Uber还叫做UberCab，只提供高端黑色专车服务。但很快，到2011年卡兰尼克就意识到，Uber有着成为一家全球化交通运输公司的巨大机遇。当他看到现实时，意识到实现这一愿景需要玩一个已经很复杂的行业游戏。多年前，交通运输行业所谓公平竞争的标准都在大型出租车公司的口袋里，这些公司会阻止任何对这个数十亿美元市场窥视的挑战者。这意味着卡兰尼克必须招募忠诚的追随者，愿意为了胜利而不惜一切代价。 这种观念为Uber创造了崛起的条件，也导致如今的Uber仍在为此付出代价。为了在世界各地经营当地分支机构，卡兰尼克雇佣了和他想法相同的副手:无情而自信，坚信钱永远不会花光。他编造了Uber最终将无处不在的故事，能够提供“像自来水一样可靠的交通工具”。一位从未管理过任何大型企业的新员工进入公司总部，立即被派去接管一座新城市的业务，这种现象在Uber司空见惯。 卡兰尼克信任他的员工。每个城市的总经理都是准首席执行官，拥有做出重大财务决策的自主权。卡兰尼克认为，赋权比试图对每个城市都进行细致入微的管理要好。在很多方面，这种方法都显得很聪明:一个土生土长的迈阿密人会比一个从旧金山移居过来的人更愿意把Uber融入自己的城市。但缺点是代价高昂：城市经理们很少需要到总部报道，他们常常根据自己的直觉和电子表格中的数据，为高达七位数的促销活动开绿灯。 其他问题还包括公司存在的文化问题和法律问题。在印度尼西亚，Uber设立了特殊的“绿灯中心”，司机可以在那里得到快速检查和其他服务。但当地警方称，出于交通方面的考虑他们将关闭这些中心。当地的Uber管理人员并没有转移这些设施，而是决定向警察私下贿赂50万卢比(约合30美元)。他们会从零用现金中取钱，或者伪造收据，然后提交报销。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可能违反了《反海外腐败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但正是这种行为，让Uber得以以难以想象的速度增长，但同时也带来了惊人的风险。据金融文件显示，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正在调查此事，以及Uber在马来西亚和印度的其他活动。 “我不想让联邦贸易委员会因为这件事给我打电话。 在Uber发展的头十年里，道德规范并不是公司标志。在与员工的一次会议上，几名工程师向卡兰尼克展示了一件新式秘密武器。据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这些员工介绍了Uber的一款原型功能，能够有效利用诸如司机智能手机的麦克风、加速度计和陀螺仪，从而检测来自Uber最大竞争对手Lyft应用程序的通知。如果Uber检测出一名司机在为其竞争对手工作，它就可以针对司机进行不同的营销，吸引他们转用Uber。 在会议上，工程师们向经理、律师和卡兰尼克本人描述了这个项目。高管们既兴奋又紧张，这可能是对抗Lyft的一种强大新武器。但是，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检测司机车内的声音显然并不合适。演示结束后，卡兰尼克静静地坐着。没有人说话。 “好，”他打破了紧张的气氛，点了点头表示赞同。“我认为这应该可以。”他站起来，直视着工程师们的眼睛:“但我也不想让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因为这件事给我打电话。”卡兰尼克感谢大家的参加，转身走向门口结束了会议。 最终这项功能并未付诸实施。如果这项功能公之于众，无疑会激怒主张保护隐私的鹰派人士。该公司的其他高管后来承认，考虑到追踪Uber竞争对手有更简单方法，这项功能并不符合实际。 但有不少构思拙劣的想法被付诸实践，又在遭遇重大失败后被抛弃。Uber命运多舛的Xchange租赁项目就是此类。曾经有人认为，可能有成千上万的潜在司机没有足够的抵押品或信用记录来获得汽车贷款。但Uber完全可以忽略这一点，只要承租人为Uber开车就可以租到汽车。基于这种想法，该公司开始向信用评级较低或不存在信用评级的高风险个人租赁汽车。 在某种程度上讲它起作用了。由于以前从未有资格获得汽车贷款的人突然有了汽车，使得汽车市场的销量激增。成千上万新司机加入平台，经理们得到了丰厚的奖励。但这完全就是叫车服务的次级抵押贷款，负面影响很快就出现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