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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橙旅游】旅游学，一路风雨，艰难跋涉，终现学科模样。早期学人们，用不断的探索试图改变“旅游”没有“学”尴尬境地。其中六大宗师，在各个角度更是凭一己之力，奠定学科的血脉底色。 陈传康：从地理学入之 陈传康先生生于1931年，1953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并留校任教。涉猎很广，多才多艺，有着广东才子特有的机敏灵气。 改革开放初期，很多学者都在寻找新的理论支点或者重新“唤醒”久违的知识谱系，陈传康就是其中一员。1980年，陈传康应邀在北京的一所院校讲授《旅游资源的开发和观赏原理》课程，得时代之先，引来关注。这也是他在旅游地理研究领域的集中展示。同年，陈传康在《地理知识》上连续发表了《天然风景及其构景》、《建筑景观与旅游》、《园林建筑景观》三篇文章，较早地结合案例系统性阐释了他的理论框架。后来，他更是成为旅游地理专业委员会的首任主任。据说，陈先生在1973年就开始提倡城市要结合着旅游地理进行研究，并且摸索着把风景研究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 融会贯通、注重应用性，是陈传康切入旅游地理学的一个重要路径。后来，他也亲自参与一些城市的旅游开发。当然，带着定量研究的自然地理学的背景，陈传康系的研究范式，算是旅游学中相对严谨的。旅游学里人大多比较“活泛”，取一瓢清水，就能吟唱出沧浪之歌。正向来看，搞旅游研究的，适应能力强，学习融会水平高，借鉴吸纳之法运用得淋漓尽致。即使到现在，也没有真正形成成熟的研究规制，是缺点，也是优点。 不过，在世时，特别在早期，也有人批评陈传康“不务正业”、“旁门左道”。他一手开创的旅游地理学，确实在彼时的地理学界有着不小的争议。更何况，后来有一段时间，陈先生钻研起易学、风水研究。不过，经世致用之学的追求，还是让他与迂腐的书斋学究有着天然的隔阂。 当然，有人更愿意将旅游学里地理血脉的“宗师”上溯到吴传钧那辈研究经济地理学的人里头，这就又在外围画了一个圈。如果真要这样画下去，换个维度解释胡焕庸线，胡老先生都可以供在旅游的码头上。 同时期，与陈传康都涉猎旅游地理学研究的，也有几位老先生。至于为什么判断陈传康开启的旅游地理学最终形成了旅游学的一脉血液，关键是人家后继有人。如今学界爆得大名的“北吴南保”皆出自其门下。号称旅游规划半部“圣经”的《旅游规划原理》，足以让吴必虎奠定学界地位。在实践领域，吴必虎更是撑起了旅游规划界的小半壁江山。当然，保继刚目前在工程院院士的道路上，也有不错的进展，（当然，我没把“反规划”舵手俞孔坚算在旅游学里）。陈传康的其他弟子如蔡运龙、陈南江等，也多有建树。 这是没办法的事，不少时候，“师凭徒贵”是一个有意思的现象。 申葆嘉：从经济学入之 申葆嘉先生生于1924年，曾就读于西南联大经济学，那个时候对西方经济学就有过系统学习。书生报国喜欢拿“笔如刀”说事，申先生做得很干脆，直接投笔从戎，参加了当时的中国远征军。 1980年开始，申宝嘉进入南开大学，随后参与组建旅游系，成为旅游研究的一方重镇。申先生提倡多元视角，立足社会科学路向、产经脉络里审视旅游业。他对于旅游的宏观运行和微观运行都有极强的洞悉力。治学思想上越老越解放，对晚辈后学多有提携督促之举。 申葆嘉两本书的学术影响力还是很大的，一本是《国外旅游研究进展》、一本是《旅游学原理》，尤其是后者对于旅游基本理论的研究具有极大引领作用。颐养天年后，只要学界有人去探访，申先生经常会问问人家对其《旅游学原理》的看法和意见，可见其本人也是十分在意的。 这些向度的研究也作为底色汇入到以马勇、谢彦君为代表的“教材大家”的叙述之中。如今，年轻一代能甘坐冷板凳搞基础理论研究的，已经少之又少了。水到渠成，2008年，申葆嘉获得了“中国旅游教育与研究终身成就奖”。 申先生的得意弟子中就有现任国家旅游局副局长的杜江博士。杜博士是南开旅游系的首位研究生，当年就是青年学者中的翘楚，后来还是南开旅游系主任，要不是从政，估计现在基本也就没“北吴南保”什么事了。 郭来喜：从人文地理和旅游规划交叉入之 郭来喜先生生于1934年，曾在莫斯科大学研究生部和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中加高级管理研讨班进修，后来调入中国科学院工作，再后来归口到1999年新整合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客观说，郭先生在人文地理研究上并未形成大师气象，尽管他似乎还曾担任过人文地理专业委员会的主任，但是郭先生却在旅游规划上杀出了一条血路，开创了旅游规划的一些原型模式。 郭氏在旅游学界特别是后来渐渐成型的旅游规划界，素以眼界广、反应快、创意多著称，强调规划独具新意和实操效果。当年，他本人就亲自主持过多个省级、市级旅游总规和详规。 其中，郭来喜1984年主持的《华北海滨风景区昌黎段开发研究》被认为“我国第一个由专业学者完成的标准意义上的旅游规划。” 从历史阶段来看，在旅游规划由资源导向型转向市场导向型进程中，郭来喜发挥了重要作用。反观当下，不少“规划”变成了“鬼话”，一切向钱看，缺少了早期的那种大抱负和大担当，扯些似是而非的生命周期理论、门槛理论、社区理论。 郭来喜的高足不少都散落到旅游规划界，代表性门生非巅峰智业创始人刘锋莫属。郭先生对于这位高足也是喜爱有加，早年在私人场合和公开演讲，经常引用、推介刘锋凝练出的“营销三十六计”，爱徒之情可见一斑。 其实，那一拨宗师都不枯燥，还是很有生活情调的。郭来喜对书画也情有独钟，而且在书画圈里还小有名气。 张广瑞：从外语入之 张广瑞先生生于1944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文系，据说早年还在旅行社做过涉外导游。 1981年，张广瑞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工作，专门从事旅游研究。1984 年至1986年间曾在英国Surrey University做访问学者，并获得硕士研究生班资历，这进一步让他在“开放性”、“对比性”上比同期学人的理解要深刻得多。即使研究中国旅游问题，张先生也是若隐若显地带着比较视野介入的。 后来，张广瑞在社科院里一手组建了旅游研究中心，并将团队打造成为一支重要研究力量，持之以恒的绿皮书系列也做出了学术影响力。 由于英语背景，张先生的研究显然是老一辈里最具国际视野的，也曾大力而深入地向国内引介欧美的旅游发展历史和现状。国际旅游发展趋势、世界旅游与旅馆发展史等方面，是张先生强项和独特优势。 从文章纹路上看，张先生更擅长宏大叙述，立足点很高，而且整体透射能力、把握能力极强，肯定是下过苦功夫的。张先生的眼光独到、中外对比功力深厚、宏观判断以及推演上，非常具有洞察力。 刘德谦：从中文入之 刘德谦先生生于1938年，1962年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1982年，北京联合大学旅游学院（当时还叫北京旅游学院）初建，刘德谦进入该学院从事研究工作，主要做的还是旅游文化以及旅游文学的教学、研究。即使在更大范围的中国文化史研究上，刘先生早期也较有建树。1983年，刘德谦写的《“端午”始源又一说》就引起了比较多的关注。那段时间，刘先生在《文史知识》上写不少类似的文章。 1987年开始， 刘德谦经年努力，一手将《旅游学刊》养大成人并且成为旅游学的栋梁，这是学界的一大幸事。一个学科（人文学科除外），没有一个院士来点缀，多少是撑不起门面的，要是再连本像样的核心期刊都没有，那就尴尬了。 2000年，刘德谦退而不休，到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担任副主任，与张广瑞搭伴重新再出发。旅游学里的大家，都有超龄服役的特点。这一次，刘德谦视野更为开阔，有了系列研究，介入了不少重大热点旅游事件的争鸣之中，形成刘氏风格的一家之言。 刘先生写的关于旅游学科成熟标志、国家公园建设、休闲与旅游、一些特种旅游等都见其求变、求精的功力。老先生也参加了一些产业实践，主持了一些旅游规划。2015年，刘德谦获得了由《旅游学刊》授予的首届旅游研究终身成就奖，实至名归。 魏小安：从实战入之 魏小安先生生于1952年，是那群开山宗师里的“年轻的老人”。1982年，魏小安毕业于北京经济学院经济系，之前还在砖厂、建筑锁厂干过。之后，他下海经过商，去过研究院。这些经历都让他带上了点江湖的侠气，自如游走在官产学之间。其实，魏先生这个人就很好玩，属于逍遥派，拿得起、放得下。 自八十年代起，魏小安就从事旅游行政管理工作，做过国家旅游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旅行社饭店管理司司长、规划发展与财务司司长等，虽然正值壮年，已经算是典型的“魏老司长”。那段时间，魏先生起草过当时不少重要的政策文件和等级标准，影响很大，有些到现在修修改改还在用。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