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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意大利风格为主题的邮轮“歌诗达大西洋”号在离开中国港口后已经航行了两天，在为购买了高价船票的旅客举办的特别晚宴上，主厨丹尼尔·马丁内兹(Daniel Martinez)以对面包这种食物的介绍作为开场白。“面包对于我们，正如米饭对于亚洲人。”他说。在我们这一桌，八名中国客人专注地听着乘务员将他的话翻译成中文。其他坐在不那么“高贵”的座位的客人需要身体前倾，才能听到他的发言。服务员们端着装有四片新鲜烘焙的面包的篮子鱼贯而入，其中包括一种配有奶酪和几片火腿的那不勒斯风味面包。“祝大家好胃口！”马丁内兹用意大利语致辞，周围的客人们迟疑地重复着他这句话。 坐在我旁边的是来自陕西省的李成刚，这位65岁的老人几乎没怎么碰他的面包。他也不喜欢煎芝麻虾卷、番茄冷汤配马斯卡彭奶酪慕斯、龙虾汁意大利扁面条、参巴辣椒酱鳕鱼、蜜汁五花肉，或者黑巧克力蛋糕配榛子冰激凌。“我吃不惯西餐。”他说。当马丁内兹解释配酒的学问时，翻译在将“丹宁”一词译成中文时停顿了一下，而李成刚滴酒未沾。我问他觉得今晚的饭菜味道怎样。“说老实话，太难吃了。”他说。之后他又补充说他更喜欢吃biangbiang面，这是一种简单易做的陕西面食。 和邮轮上2635名乘客——其中98%来自中国——中的绝大多数人一样，这是李成刚第一次乘坐邮轮。他自称过去是个工作狂，一辈子在陕西一家经营得很成功的建筑设计公司工作。因为想要好好享受一下，他给自己和侄外孙女林瑞娟购买了此次行程中最贵的套票——这间带私人阳台、不间断供应果盘的套房票价为4000美元。到目前为止，他没怎么被镇住。他说船上的服务很“冷淡”，而且中式饭菜偏少。他最不满的是自己所得到的待遇不够特殊。“有钱能使鬼推磨。”李对我说,“我有钱啊。” 在中国，像李成刚这样的人还有上亿。如果说国际邮轮业尚不知道如何让李成刚满意的话，至少现在业界正在尽一切可能去了解李成刚们的需要。随着美国和加拿大的市场接近饱和，奢侈邮轮业的重量级选手已经启程前往东方，这其中又以嘉年华(Carnival)和皇家加勒比邮轮公司(Royal Caribbean)最引人注目。由嘉年华公司所有的歌诗达邮轮公司(Costa Crociere)在2006年成为首家进入中国的公司，2007年皇家加勒比、2014年嘉年华旗下的另一个子品牌公主邮轮公司(Princess Cruises)追随而来。现在这些公司已经在高端邮轮服务上展开了一场“军备竞赛”。今年3月，歌诗达推出了首个从上海出发环游世界的邮轮。近期嘉年华公司则与中国最大的船舶制造厂商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签署了谅解备忘录，双方共同致力于开发一条全新的中国航线。皇家加勒比公司则认为他们需要的是一艘更大的船：这家公司推出的最新型的“海洋量子”号(Quantum of the Seas)就像是水上的主题公园，6月它将从上海出发，开始为期一年的航行；而在2016年，16.78万吨位的“小师妹”——“海洋欢呼”号(Ovation of the Seas)也将从天津港开始航行。 中国的邮轮业规模仍然很小。2014年约有70万中国游客乘坐邮轮旅游，相比之下，美国和欧洲游客的数字分别为1000万和超过600万。但这个数字在中国上升得很快人——2012年到2014年间攀升了79%——而且谁都不知道它的上限究竟是多少。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每年占总人口约3.5%的人乘邮轮出行；在中国，这个比例不到1/60。一些人预测到2017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邮轮业第二大市场，并最终取代美国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 中国地方政府已在三亚、上海、天津和厦门修建了邮轮港，更多的邮轮港也将陆续出现在其他至少四座港口城市。但是硬件好解决，而软件——也就是中国客人在船上的体验——仍在摸索阶段。本土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肯德基到奥利奥再到好莱坞的影业公司，都向中国市场推出了度身定做的产品，并且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但对于邮轮公司来说，它们要面对的问题远比聘请一位中国名人做代言，或者给食物添上绿茶口味更为复杂。它们需要重新考虑邮轮的整体体验，从饮食到装修，再到如何将有关阶层和奢侈的社会认知快速资本化，不一而足。 在美国和欧洲，一说邮轮航行，人们会立刻联想到一系列的画面：退休银发族、夏威夷花衬衫、菠萝奶霜酒、玛卡瑞纳舞、Croakies牌眼镜防滑绳。自从1977年“爱之船”首航，邮轮渐渐成为休闲产业化的象征。它们代表着美国梦的典范，而在大卫·福斯特·华莱士(David Foster Wallace)和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这些文学抑郁症大师看来，则代表着终极的空虚。与此同时，大部分中国人对于邮轮航行只是有着十分模糊的概念。登录公主邮轮公司的中文网页，首先出现的下拉菜单问道：“什么是邮轮旅行？”用嘉年华公司首席执行官阿诺德·唐纳德(Arnold Donald)的话来说，这个国家是“一张白纸”，不断兴起的中产阶层的消费习惯仍待挖掘。但是话又说回来了，邮轮公司需要向客人们做很多普及工作，首先就得说明他们为什么应该在船上度过一周时间。 为了了解中国客人的航行体验，我在2月趁着新年参加了歌诗达邮轮为期六天的航行，从上海出发，经停日本和韩国。邮轮的宣传手册内容简直是个大杂烩：从舷窗眺望的一片蓝色的大海；优雅的女演员高圆圆手持化装舞会面具，眼神极致诱惑；穿着水手装的中国动画角色喜羊羊和灰太狼；邮轮主题“威尼斯的嘉年华”的标识；以及一句一语双关的中文宣传语“游得愉快”。我从公寓窗口望向冬日里北京鳞次栉比的混凝土丛林。“游得愉快”，听上去很美。 出租车驶向位于上海北面的吴淞口国际邮轮港时，外面正下着大雨，我只能从一片雨雾中依稀辨认出一艘船的轮廓。附近搭起了一个大型帐篷，用来引导数千名游客上船。围着帐篷站着一圈超过50位导游，每个人负责几十位乘客。我们在第五桌找到了负责我们的导游，来自中国青年旅行社的易华。她穿一件荧光黄色的背心，挑染了几缕红发，在这片混乱劲儿中散发着一种镇定的气息。她从一张表格上找出了我们的名字——我们这个团的客人来自中国各省市，包括重庆、贵州、兰州、南京、陕西和深圳——并给我俩各发了一条系带和一张“歌诗达卡”，这张卡片的主要功能是方便我们在船上购物。 我们放下行李，排队上船。邮轮上禁止吃外带食物，所以乘客们聚在一个小小的餐饮区，匆忙吃完行李里的最后一碗方便面。刚过海关，就听见一把椅子上放着的一台电子扩音器在反复播放录音。“欢迎来到免税店！再回到中国时就买不了这些东西了！机不可失！”它大声提醒道。在中国，奢侈品的进口关税有时可高达40%，所以对于中国的出境游客来说，去免税店购物也是一大吸引力。扩音器制造的紧迫感似乎生效了。客人们冲进灯光刺眼的店里翻看着香烟、香水和高档电饭煲。 鱼贯走上跳板时，我们第一次看到了这艘船的全貌。“歌诗达大西洋”号真的很大，它有近三个足球场那么长，跟米兰大教堂的正面墙体一样高。但在中国这个拥有着全世界最大型建筑、公共广场、水族馆、跨海大桥和高铁网络的国家，大小是相对的概念。在目睹这只白色的庞然大物时，我身边的游客们看起来并不怎么惊讶，顶多只露出了“嗯，这就对了”的表情。 在步桥上，穿着整洁的深蓝色套装的邮轮高级工作人员列队迎接我们。一个看起来很沉稳、头发全秃、留着整齐的小胡子的男人向我们伸出手,“欢迎登船。”他自我介绍是船上的住宿主管马可·奇维泰拉(Marco Civitella)。他的职责是确保每位乘客自始至终都能住得开开心心。另一位船组人员将一个包着两枚金币巧克力的红包放进我手里——在中国，过年时给亲朋好友包红包是传统习俗。说到努力适应本地文化，塞红包看来是个明智的起点。 登上“大西洋”号的感觉就像穿越一扇大门。一侧是中国；另一侧则是将中国元素跟邮轮世界——意大利和拉斯维加斯、过去和未来、奢华和低劣、事实与幻象、海洋与月亮——杂糅在一起。在把行李放进狭小但考究的柜子里后，我和咖小西一起去了所谓的“甜蜜生活中厅”(Dolce Vita Hall)，也就是主入口甲板报到，那儿正在举行“船长欢迎”晚会。枝形吊灯上挂着红灯笼，头顶上飘扬着一排中国国旗。一支乐队在现场演奏，而一群穿着水手装的工作人员引导大家进入人头攒动的舞池，大家一起跳起《小苹果》。 在邮轮文化和中国文化的交集中，集体舞占据了很大一部分比例。集体舞是个聪明的开场，它示意客人们，他们将体验某些新鲜的事物，但同时又不是那么新。身处在一片舞动的旋涡中，我甚至没有注意到邮轮是什么时候起航的。现在，我们已经身处大海。 走下舞池，我开始察看这里提供哪些点心——有奶昔和裹了一层巧克力的苹果——这时我听到有人用英语喊道，“无上装！”一位工作人员在销售《蓝丝绒》(Blue Velvet)的门票，这场滑稽歌舞杂剧定在此行的最后一夜演出。发现吸引了我的注意，他双手在胸前做环抱状。“够大哦！”他咧嘴笑着说。这样一个专门迎合中国家庭的邮轮居然有脱衣舞表演，我还蛮惊讶的。后来我得知歌诗达仅在亚洲提供这场表演，用邮轮主管乔万尼·阿扎罗(Giovanni Azzaro)的话来说，亚洲人“有点害羞，但很好奇”。 当天晚上我看了一场叫《金曲献礼》(SolidGold)的歌舞秀，整场演出以《Thriller》《I WillSurvive》等经典舞曲的动作和辣妹合唱团的多首劲爆单曲作为基础，但观众几乎完全以沉默相对。当舞蹈演员们在《You Can Leave Your Hat On》的配乐中脱去衣服，身上只留内衣（和帽子）时，坐在我旁边的女人皱起了眉头。后来我问学医的林瑞娟对这场演出有何看法，“我听不懂歌词哎。”她婉转地说，接着又跟我承认说，歌词恐怕不是关键。阿扎罗说，这只不过是因为中国观众表达喜爱之情的方式不同而已。“他们不习惯看到身穿比基尼的女孩子，看到了会惊叹，”他说，“但我们一直得到了非常好的评价。”观众们貌似确实看得很带劲。尽管演出前通知说不得拍照，但乐池区成了一片小小的闪光灯的银河。一个男人站起来，将一个硕大的单反相机变焦镜头稳稳地搁在一根立柱上。“我们用意大利话说，‘不让拍照注定是一场打不赢的战争。’”阿扎罗说。 第二天晚上的魔术歌舞表演《伊万和茱丽娅》(Ivan andJulia)得到的反响更好。当我看到伊万往装着茱丽娅的箱子里插进了六把尖刀时，我意识到魔术语言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相通的。观众们为每一处魔术表演鼓掌。歌诗达特意为中国的邮轮选择了侧重于肢体而非语言的表演形式。他们不会上演喜剧，而是会搬出一场马戏表演；他们不会请一位催眠师，而是会请来一位魔术师。我问阿扎罗，他是否会考虑融入像京剧这样的中国元素的娱乐形式。“说实话，不会。”他说。关键是要向中国客人提供一个观看新鲜玩意儿的机会，同时要尽可能避免出糗。他说，借用某种“我们尚未深刻理解”的文化，“可能会错误百出”。 从剧场出来，我看到一个小舞厅里围着一群很吵的客人。中间一个蒙着眼罩的老先生得到了一次膝上艳舞的款待——跳舞的也是一个男人，他披着金色的假发，穿一袭红裙，胸部塞了两个气球。在眼罩被摘下来的那一刻——“看看你的女朋友美不美！”主持人宣布道——老先生愉快地笑了起来，在场所有人哄堂大笑。突然间，我觉得恐怕光用天生羞涩这个理由还不足以解释歌舞秀演出时的冷淡气氛。更可能的解释是新奇性：观众反响是一种习得的行为，不管是在一场摇滚音乐会上挥舞着拳头还是在脱衣舞夜店里尖叫都是如此。正如歌诗达在学着了解中国客人的需求一样，客人也在学着了解自己该有哪些要求，又该如何去表达。 这晚日程表上的最后一场活动是“单身之夜”，场地安排在最底下一层甲板欧洲情调的迪厅里。在我来到这个被称为“但厅”的地方时，我以为我要么是来早了，要么就是来得太晚。结果我发现这次的活动恰如其名，因为现场只有一个人：我自己。我跟一个酒吧招待聊了一会儿，这是个戴着玳瑁眼镜、此前曾在欧洲邮轮上工作的中国女孩。她说，在欧洲船上，人们会流连忘返，跳舞跳到凌晨三四点钟才会散去。而在中国，这个迪厅几乎永远空空荡荡。酒吧也是如此，因为中国客人不怎么喝酒。“你得问很多次，他们才愿意买一杯酒。”另一位叫张龙军的酒保说。最后总算来了几个青少年，点了鸡尾酒。我问他们为什么不跳舞，他们说不会跳。我在闪着紫色和蓝色灯光的舞厅里一个人跳了一分钟，然后回房间睡觉。 是否拥有适应能力，永远都事关邮轮业的生死存亡。早在1844年船运公司就提供了较舒适的邮轮，但是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绝大多数往来大西洋客船的业务都完全依靠从欧洲赴美的移民。在一战结束美国收紧了移民法后，船运公司被迫四处寻找新客人。有钱的美国旅客乐于填补这个空白，尤其是在1920年美国宪法第十八修正案限制了酒精消费后。（一家法国公司在其宣传手册里这么强调船上提供的酒水：“在你乘船离去，远离宪法修正案和《圣经》的种种戒条后，眼前就将出现这些亲爱的小冰块，它们在细长的水晶高脚杯柄脚上闪着细碎的光芒……噢，如此美妙的潺潺流水声！”）20世纪50年代民用海运业的出现又一次让客用航运业陷入混乱，促使公司不再仅向富有阶层，而是进一步向中产阶级美国人推销他们的奢华客轮。在战后经济的刺激下，大众邮轮业从此开始起步并兴旺发展，目前的全球邮轮业年增长率为7%。 歌诗达公司在2005年第一次接触中国官方，提出在上海港外行驶邮轮。当时负责歌诗达亚洲业务的副总裁马西莫·布兰卡莱奥尼(Massimo Brancaleoni)介绍说，政府起先持怀疑态度，他们担心歌诗达想效仿的是那些在香港公海航行的通宵赌船。布兰卡莱奥尼和他的同事们解释了邮轮的理念——美食、娱乐、对家庭友好的环境——政府的态度这才渐渐由冷转热。 中国的相关法律在制定时没有考虑到客轮，几乎完全为货轮停靠而制定。因此有必要商讨制定允许客轮在不纳税的情况下上岸补给的新规章。此外，上海也没有一个码头能达到国际标准，大量邮轮船身过高，无法通过将这座城市的主要港口跟大海分隔开的大桥，因此一直到吴淞口邮轮港建成后，最大吨位的船舶才能在上海停靠。 2014年，嘉年华公司首席运营官艾伦·巴克鲁(AlanBuckelew)从迈阿密调到上海。我在歌诗达的上海办公室跟他会面。“它让我回想起了自己年轻时那会儿，”在我问及目前的中国市场时他这么回答，“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的邮轮业跟中国的现状存在很多相同点。”两国的地区化特征都非常明显，邮轮航线通常取决于船籍港的自身特点。飞行航行——将乘飞机旅行和海上航行结合，往往打包卖票——还未成为潮流。而且在美国的常旅客和退休客人想要参与更长期的行程之前，在美国一次邮轮之旅的时间同样较短暂。在中国，为了适应较短的假期，很多行程只有三四天。 嘉年华和皇家加勒比一直在争夺市场空间（由于进行了大量并购，嘉年华一度被戏称为“巨无霸”），在中国也不例外。两家公司都出了一些大招——皇家加勒比有“量子”号和“欢呼”号这两艘超级大船，嘉年华有漫游全世界的航线和“歌诗达赛琳娜”号——而且在抓紧取悦他们的新客户群。“在全球，没有哪个文明拥有的历史比中国更悠久，”皇家加勒比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贝利(Michael Bayley)3月份于北京召开的记者发布会上说，“我们希望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的灿烂历史中占据一个小小的角落。”这个市场极其新鲜，因此尚称不上零和博弈。在我提及皇家加勒比构成的竞争态势时，嘉年华的巴克鲁就说：“我们希望他们能获得巨大的成功，那么，我们也将同样获得巨大成功。”在目前而言，这意味着品牌区隔。歌诗达强调的是它的意大利传承；公主邮轮公司声称其卖点是更加沉静的体验，为客人带来自我提升；而皇家加勒比主打各种酷炫设备，比如攀岩墙和花式跳伞模拟器。这家公司的宣传口号是“WOW”。当然了，在全球其他地方行得通的特色，在中国未必总能成功。 午餐就跟在疯人院似的。这艘船有两个独立的自助餐区，都挤得不行。排的长队一直拐到墙角，客人们端着盘子、上面还码个杯子，从旁人身边挤过去，万一船在错误的时机突然倾斜了一下，就会将小小的摩擦变成猛烈的碰撞。我在那里听到的意见全部跟中式饭菜花色太少有关，虽然有小笼包、炒面、炒饭和粥供应，不过味道接近中国东南地区，偏甜一点，而不像内陆地区那么重辣。很多客人也在大胆尝试不同地区的菜肴,在汉堡包前排的队伍不比在面条摊前的队伍短。邮轮为了吸纳中国文化元素，甚至还提供奇异果、原味和西瓜味的茶水——恰恰是意大利国旗的绿白红三色。 住宿主管奇维泰拉带我去厨房里参观了一圈。他一脸和善的笑容，穿着锃亮的黑皮鞋。他跟我解释说，在中国的邮轮上，午餐是最忙碌的一餐。“跟欧洲客人相比，中国客人午饭吃得特别早。”他说。而且他们用餐速度也更快，而且点的酒水远远更少，这就意味着厨房的运转速度得是在欧洲的两倍。他说，在2010年他第一次随“歌诗达”号来到中国时，几个旅行团的游客总共只点一杯鸡尾酒，传到每个人手上抿一小口，再拍张照片。 在那之后，他见证了客人行为模式的转变。现在客人喝的酒水更多，筷子用得更少，而且更能接受意大利食物了。不过，在非自助的晚宴上，仍然约有60%的客人选择亚洲食物而非意大利食物。（奇维泰拉说，台湾客人基于“政治”原因更喜欢点意大利菜。）为了适应客人需要，厨房也已经从上海招聘了12名中国厨师和一位主厨。由厨师当着客人面烹饪的VIP“主厨餐桌”菜肴尤其受到欢迎。“你也知道，中国客人非常骄傲，他们喜欢展示自己的重要地位。”奇维泰拉说。 中国游客希望获得更多的等级差别，这种观点渐渐成为掣肘。我第一次见到李成刚，就是那位不喜欢吃面包的建筑师时，他觉得自己既然是付钱最多的客人，就理应在旅游大巴上分到一个更好的座位。“钱能买到好服务。”他对我说。多年来他一直辛勤工作，希望自己的辛苦钱花得值。还有一天，我在泳池边遇到了弗兰基·吴(FrankieWu)，他是个年轻的父亲，在香港任奢侈业分析师，在这方面他也有类似的抱怨。“他们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他说。本次行程的票价从1162美元——大约是中国人均年度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到6456美元不等。“在这儿，大家的背景差别那么大，在待遇上本来就该有差异。” 20世纪早期的客轮确实存在着严格的阶层差异——想想“泰坦尼克”号上的杰克和萝丝，但在过去这几十年来，乘邮轮旅行渐渐成为了一个社交扁平化的活动。尽管邮轮公司大谈特谈皇家礼遇，但邮轮主要还是和奢侈民主化有关。一旦上了船，所有人都同样尊贵。可是，弗兰基·吴和李成刚希望邮轮之旅更接近于多年前的种姓制度。“集体体验现在已经成了一句骂人的话了。”吴说。中国的有钱人“仅仅因为他们比隔壁邻居多挣了一丁点钱，就希望得到优待”。 如果炫耀性消费是目标，那么这次行程提供的机会相当充分。在“甜蜜生活中厅”上面的夹层开了一排奢侈品商店，包括古驰(Gucci)、欧米茄(Omega)和浪琴(Longines)，去年这艘邮轮特意进行了这项翻新，为的就是迎合中国市场。晚上去剧场观看演出的路上，客人必须穿过一长串遍布各种免税店的光鲜亮丽的长廊。在剧场里头也会持续出现促销推广。在晚上的演出开始前，有15分钟的“购物时尚秀”，艺人们在节目中展示各种可以现场购买的货品。先是一对男女像T台模特那样闪亮登场。他将一枚戒指戴在她的手指上，两人保持姿势，让钻石在舞台灯光的照射下发出耀眼的光芒。要不是配乐选的是坎耶·维斯特(Kanye West)的《塞拉利昂的钻石》(Diamonds From Sierra Leone)，这原本是一次绝妙的促销活动。 下一站是炫富仪式的“核爆点”——赌场。我总算明白了前一天晚上为什么自己只能一个人跳舞：所有人都在这儿呢。赌场里一共有14台赌桌和几十部吃角子老虎机，主题包括“金猴”“亚洲公主”和“丝路佐罗”。几乎每张台都坐满了人，他们最主要玩的是“百家乐”纸牌游戏和俗称“买大小”的“骰宝”。这两种都只出现在歌诗达的亚洲邮轮上。 主持赌场的是一个发型经过精心修饰的澳大利亚人，名叫内森·奥布莱恩(Nathan O'Brien)，他解释了“骰宝”的规则。他指了指一个装有三颗骰子的有盖容器——骰宝在广东话中的意思是“宝贵的骰子”——又指了指记录最近10次左右摇骰子结果的电子板。庄荷摇晃骰子，玩家则根据电子板上最近的结果对出现的骰子点数下赌注，可以下注的项目包括大小（前者三颗骰子的点数总和为11-17，后者为4-10）和单双、双骰、三骰等。“前后结果肯定是有关联的。”我说。“这下你明白了。”奥布莱恩笑笑说。 在一个百家乐牌桌前，一群中年男人和一个女人稳稳坐定在桌前，拿保温杯喝着热水。其中一位头发全梳向一侧的杭州绅士一直在冒汗。每次发出一张关键的牌，他总要极其小心翼翼地慢慢掀起纸牌一角，就好像要将桌子上的贴花揭下来似的，接着一边瞄着渐渐出现的牌面一边尖叫。我发现一些玩家几乎每一手牌下的赌注都是500、1000或者2000美元——这已经超出了一些人船票的价格。至于玩得最大的那些客人，他们统统消失在隔墙后头的私人赌场，这些人玩得究竟有多大，我们这群剩下来的人就只能凭空想象了。 现在我们下了船，站在了陆地上，感觉既熟悉又陌生——熟悉是因为脚下的土地如此坚实，陌生是因为这里是日本南部的港口城市福冈。过了海关，上了大巴，现在轮到当地的导游段菲接手我们这个团。“有多少人来过日本？”她问。没有人举手，不过每个人都很乐于分享对日本的了解。“这里的饭菜分量特别小，根本吃不饱。”在云南一所工业技术公司工作、跟妈妈一同旅游的赵阳说。在我们的车经过一些看着很古朴的房子时，坐在我旁边的一位不好相处的高管钱琦指出日本人从中国建筑那里汲取的营养。“唐朝文明对日本影响很大。”他说。而从事建筑业的李成刚半开玩笑地模仿日本人深鞠躬，接着又作势要去抽跟他说话的人耳光。 旅游业是个处处险象环生的行业——撞车、着火、肠道传染病爆发——离境上岸观光构成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危险。想要移民但没有适当签证的人有时候会干脆从所在旅游团中消失。据我们的旅行组织者易华介绍，自行办理签证的游客需要缴纳一笔人民币一万元的押金。如果乘客登船时行李轻得可疑，歌诗达需要立即向有关部门上报。2012年，在钓鱼岛争端如火如荼之时，一名歌诗达邮轮上的中国籍乘客在登陆福冈时举起了一个写有挑衅语言的标语，日本警方因此介入处理。再加上语言障碍，一个进入日本的中国旅行团就等于是一起时刻可能爆发的国家事件。当我们参观长崎原子弹受害者和平纪念馆时，一位中国游客大声地跟我解释，为什么投下原子弹的美国人堪称英雄。 从歌诗达游客到当地导游再到邮轮工作人员都在尽力维护和谐关系。在刚刚上船时，客人们要经过一个用英文写着“文明行为，惬意行程”的液晶显示屏。旁边的窗户上贴着一张海报，列举了七种不受欢迎的行为，包括插队、随地吐痰、在树上或者文化遗迹上刻字，以及当众脱去衬衫等。我们在日本的导游段菲提醒我们不要随地扔垃圾。我的团友们非常注意对中国游客的刻板偏见，表现得彬彬有礼。一些人对当地文化适应得尤其好，比如一对小夫妻就买了一套日本色情片光盘，并在大巴上供大家传看欣赏。 泡了温泉，吃了日式烤串后，我们这群人终于切入这一天的正题：购物。大巴在一个名叫DrugOn的药房门口停了下来，所有人都提着一个篮子。我注意到李成刚直接走进了体检区。体检常规档收费约为250美元，高端档则为1000美元。他选择了后者，随后走进了里屋。 之后，我看到两位工作人员跟李成刚坐在一条长椅上。初步的血检显示他身体有恙。李成刚告诉他们，他自己知道，最近他的胃部和结肠都被诊断出有癌变肿块。他只是想要其他人的意见——日本医生的意见。现在我终于恍然大悟，为什么在这么多亲戚里他专门挑了个医学生陪同自己出游。 和邮轮公司一样，DrugOn药房同样调整其服务以适应中国的旅游经济。货品区全部有中文标识，而且我看到的店员有大概一半都是中国人。其中一位店员是来自宁波的学生夏志辉，他说顾客中有相当大的比例是中国旅游团。“现在，所有人都喜欢‘日本制造’。”他说，“他们觉得中国的药品不安全。”中国的部分处方药，或者是难以购买的非处方药，在日本也可以买到。团友们的购物筐里已经塞满了从面霜到退烧贴，再到生姜醒酒药等各色商品。 这天余下的时间——事实上是接下来的几天——我们就是从一个免税店跳到另一个。它们的风格完全统一，亮晃晃让人以为置身太阳核心，而且拥挤不堪，仿佛设计目的就是为了瓦解一个人的终极防线。免税店的商品也有着一致性。除了不可避免会看到的名表、化妆品和珠宝，还有大量保健品、保温杯和电饭煲任君选择。这三类东西李成刚统统买了。 在貌似永无止境的购物后，有一点显得很清楚：对于很多人来说，购物是邮轮旅游的亮点。我们在福冈的最后一天行程即将结束时，导游段菲让大家投票决定是继续购物还是回到船上。投票结果几乎是完全一致的。“我们通常接到的投诉是留给购物的时间不够充分。”歌诗达邮轮公司负责亚太和中国区域的资深副总裁莫兴萃(Buhdy Bok)说。 像我这种对商场避之唯恐不及的人自然对这个现象很难理解，但对于众多中国游客来说，这完全合情合理。通常一个美国人在邮轮上最壮怀激烈的一刻，是面对琳琅满目任君享用的自助餐台的时候，而中国游客把乘坐邮轮视为自我提升的机会。“中国的客人想要探索。”公主邮轮公司中国区总经理王萍说，“他们想提升生活层次。”这也许意味着看到新地方，学习新技能，或者改善经济能力。王萍说，这跟中国的高速发展有关，因为有很多进入中产阶层的消费者仍然对极度艰苦的生活有着清晰的回忆。“很多人想的是，‘现在我确实是有钱了，但如果我放松下来享受生活，歇个一两年我就赶不上时代了。’” 这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船上安排了无休无止的活动，大部分中国游客并不想放松下来读一本书：在家就能做这些事情。在邮轮上他们想要尽力参与。其中一些体验过于西化了：费里尼的系列电影展映进行得不那么理想，于是歌诗达在部分行程中安排播放像《十面埋伏》这样的中国电影。一些体验又不够西化：“大西洋”号原先有SPA设施，但因为在中国特别不受欢迎而被拆除了。“去SPA太花时间了。”莫兴萃说，而且大部分中国邮轮的行程都很短。更何况对这样一个已经有了上千年按摩传统的文化来说，SPA根本没有什么新奇动人之处。 在我接触的游客中，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如此紧凑的旅游方式。尤其是年轻人，他们认为岸上观光项目过多而且过于走马观花。34岁的朱海滨留着个时髦的顶髻发型，他说自己觉得根本没有道理把行程安排得这么赶。“如果你去的是像日本这样以顾客为中心的国家，那你自然希望得到的体验也能以顾客为中心。”他说。他宁愿脱离旅行团，跟妻子一起四处走走看看。他说下一回他不会再搭邮轮，而是选择“自由行”。 行程最后一天晚上，我溜进剧场看《蓝丝绒》歌舞表演。剧场里人满为患。在《Crazy in Love》的配乐中，扮成女警察的脱衣舞娘和一个白人男子进行色情表演，我注意到在我前面，我们团的两对情侣搂在了一起。而当一群脱衣舞女在一首反复唱着“抽我”的背景歌曲中摘下了白色帽子和长大衣时，我注意到李成刚和他的侄外孙女很耐心地凝神观看，就仿佛在聆听一场TED演讲那样。在剧场降下帷幕时，观众几乎跟往常一样鸦雀无声。“这就是文化冲突。”奢侈业分析师弗兰基·吴在演出后说。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恰恰是演出的意图。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船已经接近上海。还有两个小时才能下船，但船上活动已经关闭，所以游客们瘫倒在椅子上，人们只能在堆积如山的购物袋中穿行。尽管大家抱怨中式饭菜太少，岸上观光太赶，经济分层太不充分，但看起来大部分人都一脸心满意足的样子。我觉得精疲力竭。在过去的这六天里，我忙于吃喝、看戏、购物，同时还要随时警惕着有什么国际争端发生，根本一点儿也没有放松下来。我简直想再坐一次邮轮，只为了恢复元气。但我不是目标用户；我采访的大部分人都说会考虑再坐邮轮旅游。 我想再跟李成刚聊聊。当我敲了他套房客舱的门时，他邀请我进门。他从新买的保温杯里给我倒了杯白茶，接着递给我一支产自武汉的黄鹤楼烟。当我问起昨晚看的歌舞表演时，他说他早就看过了。“我去过红磨坊，那里的演出非常高雅，比中国搞的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好多了。”他说。 李成刚跟我谈起了他的童年。他在陕西农村长大，“我家里当时根本没有粮食。”他还记得一家人吃过树皮，也曾将玉米棒子磨成细面来吃。尽管物质极度匮乏，他仍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当时谁都把毛主席当成神来看。”他说。1969年，他遇到了中国现代建筑之父梁思成的一位学生，成了后者的学徒。虽然“文化大革命”鼓吹的是“摧毁一个旧世界，重新建立新世界”，但李成刚开始迷恋上了中国的传统建筑。他后来创建了一家专注建造传统式样建筑的设计公司，而且生意非常好。他自己说，现在每年能赚几百万美元。 我问他，如何能将对毛泽东的早期信仰跟对VIP旅行的爱好协调一致。“阶层分化还是应该有的嘛，”他说，“如果没有分化，哪儿有努力工作的动力。”那么，人人生而平等的理念呢？“那只是一个说法，”他说，“共产主义是个伟大的想法，就跟你们国家的那些宗教信仰一样：天主教啦，圣母马利亚啦，天堂啦。天堂是什么？你去过吗？” 近年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在谈论“中国梦”。李成刚说，他觉得“中国梦”跟邮轮之间是有联系的。“什么是中国梦？那就是你努力工作，然后取得了应有的回报。什么是应有的回报？就是享受啊。”他说。而在此时，他只想尽情享受。他又点了根黄鹤楼。“担心也没用，怕死就活不了。” 他的侄外孙女林瑞娟在整个行程中一直沉默寡言。当我问她对此行有何感想时，她发给我一条感情满溢的短信。“特别浪漫，这艘船就像是异国他乡，一个无比平静的所在……在参加活动时，大家谁也不认识谁，但仍然玩得特别开心……有时，我什么也不干，就一个人躲在咖啡馆里听音乐。这真是一种享受。希望还能再坐邮轮。” |
